60岁农民工,40万房贷,惨被清退!超龄农民工为何不敢回家养老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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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工王兴华生于1962年，今年60整。
59岁那一年，这位个子不高、皮肤黝黑的老汉，还没想到自己会有一天熟练地使用染发膏、定型啫喱和婴儿润肤露。
这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描绘的场景。
这全是因为，他今年年满60岁了——而各地为农民工安全考量，陆续推出了针对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。
这样的农民工，往往住在北京城的最边缘。
明明这个城市一砖一瓦都与他们有关，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却从未与他们有过交集。
今天房叔就将揭开他们的世界。
北京现在还未有明文规定的“清退令”，所以超龄农民工们尚可在这里艰难谋生。
但“清退令”的巨大影响已从去年开始渐渐显露出来。
北京改善建筑工地生活环境的工作已经做了十几年，现在的大型工地上不仅有6人一间的免费箱式宿舍，还特意在僻静区域设置夫妻房。
部分宿舍有空调、有供暖不说，还统一配有卫生间、淋浴间、洗衣房和食堂。
但这些福利只针对正经的合同工，而60岁以上的超龄农民工们在去年下半年开始，被通知“要刷身份证，以后不要来了”。
他们从此成为了漂泊不定、无保障无保险的零工，开始寻找全北京租金较便宜的房子。
接受采访的一位农民工，一开始住在东北六环内的南法信焦各庄村，市场价是1000元一间带小厕所+厨房的一居，只交电费。
但南法信临近地铁、北漂云集，所以租金较贵。
不久后他又搬到了更北一点的北法信村。
最终，他一路向北迁徙出了六环，来到了高丽营镇。
镇子上能搜到的较便宜的房源，带独立卫浴，700元整租。
但超龄农民工们找得到更便宜的——10个平方不到，没有卫生间、只有公厕，或是3家人合租在一起共用一套厨卫、各自算电费。
他们总结出的租房经验是，往村子深处走，越往里越便宜，争取水、电、燃气都算上，只花600块。
在北京的迁徙路线，从六环边缘，步步扩展到六环外。
但他们十几年前，是住得起北四环的。
曾经，北辰、安慧里那片社区的地下室是群租重灾区，也是他们负担得起的落脚地。
后来他们中有人参与了亚奥板块和天通苑新住宅的兴建，随着人气儿聚起来的还有商业配套，于是租金也水涨船高。
黑中介牵头的地下室群租据点也不断向北五环外转移。
而后，天通苑成了北京北部新的地下室群租重灾区。
租房成本也上涨到了800元押金+800元租金，还要加收垃圾处理费、预交水费、电费、网费，平均下来每月成本1100+。
这样的房子农民工们租不起，也不敢住，这才一退再退。
由他们亲手参与建起的这座城市，城区不断外扩，而他们的生存区域也一步步被逼退到了城市边缘。
他们很怕哪天，北京就会像上海那样，明文禁止超龄农民工进入工地，永远地对他们关上大门。
曾借他们的手壮大起来的城市，好像并不打算留下他们。
“清退令”的巨大影响，并不只在生存环境和生活成本的方面，还大大升级了他们找工作的难度。
北京大型工地上渐渐竖起了智能门禁系统，只有60岁以下签了合同的正式工才能通过。
超龄农民工曾偷偷进去，但工长也很为难——“总有人来抽查，如果有不在系统内的超龄工，建筑公司将被重罚”。
哪怕小型、私人的建筑公司也不愿意要超龄工，他们签不了合同就没有保险，出了事说不清楚。
图源：每日人物社记者采访超龄农民工
顺义区东北六环外高丽营区域的流动劳务市场，现在聚集了大量这些难以找到正规工作的超龄农民工。
他们在这里试着寻找一些暂时还不排斥60+人群的日结零工。
但这些劳务市场也有很大的问题。
大量农民工成群结队站在路边等活，每当有车（尤其是面包车）停下，他们就蜂拥而上推销自己。
这样的劳务市场，明显与高丽营镇“北京最美乡村 ”的市貌格格不入。
尽管在2014年以前，高丽营几个村一度是“组织涣散村”“环境脏乱村”的代名词，但如今早已改头换面，这也表现在村子的卫星云图上。
村民自建住房密集而整齐地排列在一起。
各类商业楼、连锁餐饮、新兴产业被引入，拥有完备的配套和宽阔的主街。
用了七年多时间才终于将家乡建设成美丽乡村范例的村民们，自然不愿意人员混杂、阻塞交通的劳务市场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区。
于是劳务市场被不断举报、驱逐。
非法招工车辆被查扣，300余聚集务工人员被清理劝导，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身份记录。
整件事情里，举报的居民、执法的基层工作者、试图找工作的务工人员呈现出强烈的矛盾。
他们都有自己的诉求，谁都没有做错，但超龄农民工无疑是最脆弱的群体。
高丽营劳务市场基本是顺着白马路或顺沙路流动，有时也会往东移动到几公里外的良白路支路。
这条小小的L型岔路连起了两个世界——西侧是流动的农民工市场，南侧是配有马术俱乐部、迷你动物园的北京意大利农场，旺季单晚价格850起。
这样的社区环境，也难怪劳务市场总被清理整顿。
而从良白路再往东直线距离不足4公里，就是北京九大别墅区之一的潮白河别墅区，那个农民工王兴华说“没有尊严”的地方。
之所以北京的超龄民工们在找工作上遇到了如此多的问题，是因为“清退令”的制定本意就是希望他们从岗位上退下来，而不是换个零工身份继续干。
要说本意是保护超龄农民工们的安全，出发点是好的。
但是，老人们也得考虑另一个问题，吃饭、买药都得花钱。
城镇居民在城里住久了，很难了解城乡二元格局下，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。
也就是说，大部分的农村居民退休后只能领到每月100元养老金，而如果回家种地，一年到头也就是几千块钱。
远不如他们做民工，300元日薪，如果无休，则每月也能赚上万。
但可能就有人说了，这样的收入都能匹敌一些白领了，十几年下来怎么会没有“养老本”？
因为他们往往有一个朴素的愿望，自己是农民工，儿女不要再做农民工。
所以他们的儿女要读大学、进事业单位，尤其是儿子，要从农村走出来去城市买房子、娶媳妇。
于是他们的“养老本”都省吃俭用地拿去给子女教育，更成全了儿子们的“老婆本”。
他们往往来自于男女比例极度失调的地区，所以结婚的代价是房子、车子和高额彩礼。
而王兴华的老家河南，更被人称作“最难娶妻省份”之一。
为了成家，两个儿子都在城里买了一百多平的新房，背上40多万的贷款，老父亲一旦攒下几千块钱，都补贴了房贷。
还有些农民工的儿子来到了北京的事业单位，在这里结婚生子，那么他又要不眠不休多少年才能攒下儿子北京买房的钱呢？
他们在北京做建筑工人赚的钱，拐了一个弯，就流回了老家/北京的其他建筑工地。
资金在各个建筑工地上流转，而他们逐渐被抽干。
郭德纲的《怯富贵》里头有这么一个段子：
不从根本上解决穷人问题的“善举”，恐怕只是掩耳盗铃。
所幸目前大部分地区的超龄民工还未被这样硬性清退。
各地在受到网络批评之后，也在探索软性的解决方法，或许通过农民工自愿签署“一承一担一确认书”解决。
即农民工持体检健康承诺书、找担保人、签署安全自负责确认书，可继续在工地上班。
不过这也意味着农民工再没有保险兜底，需要自己承担全部工作风险，多少有点刀尖舔血的意思。
还是希望，今后能出台更多为农民工兜底的社会保障政策，彻底解决超龄农民工的生计问题，才算从根本上保障他们的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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